对于喜欢科学文化读物的读者而言，湖南科技出版社这个名字实在是耳熟能详的，因为大家这几年来的阅读目光总是在该社出版的《时间简史》、《科学的历程》、《时空本性》等书之间游移；对于密切关注出版动态，总想在出版界寻找话题寻找热点的记者和图书编辑来说，湖南科技出版社也是一家需要时时追踪的出版单位，因为这家出版社在出版操作和编辑构思方面，常常别具一格，《杂交水稻育种栽培学》、《临床医学高级研修书系》、《九亿农民健康教育读本》、《守望家园》、《潜科学丛书》等都是精心策划的结果。这种出版地位和出版成就的取得，固然与责任编辑的工作水准密不可分，但熟悉湖南科技出版社的业界人士也都深深知悉，该社有一个肩负精神和物质的双重行囊、在推动科学文化读物出版和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提高经济效益方面都深具才干的一社之长———汪华。
当曾经历过编辑室主任和发行部经理双重角色的汪华于1995年来到社长任上主持工作的时候，是非常清楚这家没有教材教辅可供依赖的出版社的困境的，“那时侯每年4000万元码洋的生产规模，让我们这个近百人的出版社常常生发出生存的忧虑。”而当时的许多出版社已经在考虑如何用多得花不完的钱去做一些出版之外（比如房地产）的生意了。出版界的不平等早就建立在先期的教材教辅垄断和先天的出版分工上了。颇具经营意识的汪华在研究了八、九十年代中国出版的变迁后，以自己虽不年长但却相当丰富的出版阅历作出了这样两种判断：其一，一家以出版“专业门类多、读者面窄、发行量少”的科技图书的地方科技类出版社，要解决生存问题，首先必须在市场份额大的图书版块（如科技教材、计算机图书、建筑图书等）里，撕破一角，籍此获取经济收入的有效增长；第二，寻找科技类图书出版的突破口，在图书选题的荒地里，开垦出一片灿烂的田野来，形成品牌，形成特色。对于第一种判断，汪华及其社内同仁在分析了市场后，认为他们在计算机图书和建筑图书方面均远远落在了其他出版社后面，他们只能在市场份额最大的科技教材领域进行攻坚。这种思路的确立使他们迅速抓取了《国防教育读本》（一种向青少年进行国防素质教育的读物），并在1997年取得非常明显的经济效益。该年度他们的图书发行码洋迅速上升为9000多万元，纯利润超过500万元，在解决生存之虑之外，出版社职工的生活福利大幅度改善。抓市场、抓经营，这是汪华社长肩负的物质行囊。
针对第二种判断，汪华认为，在科技图书这个大阵营里，应用技术、实用技术图书已经饱和，在某些图书品种上甚至已经到了泛滥成灾的地步，而在科技哲学、科学文化、科学与人文的交叉图书出版方面，却仍旧是个较大的空白，尽管本社企划于80年代的《第一推动丛书》已经对这种空白进行了弥补，但从整个出版界来看，科学文化读物的分量仍然显得极为薄弱。发现这一点，一方面使汪华感到忧虑，因为这个关乎一个民族精神实力的问题，竟长期在出版界遭到莫名其妙的忽视；同时，作为一个科技出版工作者，他也感到兴奋，“这是一个大有可为的出版领地。”出版认识上的这种双重感觉，使他下决心与有关编辑继续加大此类图书的选题比重，并无条件大力支持科普编辑室努力作好这类图书的选题组稿和编辑策划工作，加大此类图书的宣传和推广力度。这种出版策略的制定，使《第一推动丛书》的第二辑、《黑洞》、《科学的历程》、《分形艺术》、《守望家园》等装载“科学精神”的出版物在该社依次推出。其影响在“第一推动”丛书平均8万册、《科学的历程》达数万套的发行数量上，可见一斑。这类图书巨大的发行量，巨大的影响，使湖南科技出版社获取了巨大的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获得了一种非常珍贵的品牌。当然，起初决定扶持此类图书出版的时候，汪华首先考虑的并非其经济收益，而是考虑作为一家科技出版社，应为科学精神的普及，为科学理念的阐扬作出出版者应有的努力。极力支持科学文化类图书的出版，这是汪华社长肩负的精神行囊。
肩负精神和物质双重行囊的汪华，在解决了出版社的后顾之忧（物质）之后，重新思量自己的出版策略之时，更加深重地感觉到，重视科学文化类图书的出版，在科学与人文的交叉地带开垦出的这片领地，不仅沟通了科学与人文这个几十年来中国当代文化日益分裂的两极，而且对于推动此类图书在中国的大量出版，为增强中国文化的实力，实在是必要之极。汪华和他的同仁，将继续在作好其他种类的科技图书出版的同时，通过引进和原创，努力推动科学文化在中国的生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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